译见||刘云虹:翻译家的选择与坚守——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

【时间: 2019-10-25 09:28:13】【字号:

资料来源: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出发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译者的选择与坚持——达德利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式

刘云鸿

摘要:中国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翻译质量以及文学翻译和传播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对中国文学翻译成外语的研究中,国内翻译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学翻译成英语世界,但对中国文学翻译成英语世界以外的其他地区却关注不够。达德利(Dudley),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国翻译家之一,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乃至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然的贡献。本文从译者的选择出发,结合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分析达德利30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中的发现、选择和坚持。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介绍;达德利;选择;伦理学

“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是“中国翻译和外国翻译”讨论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为了回答这个根本性的双重问题,除了深入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目标和价值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分析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观选择和动态角色。翻译质量、翻译效果和文学传播效果,甚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目标的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目前对中国文学翻译成外语的研究中,国内翻译界更关注中国文学翻译成英语世界,而对中国文学翻译成法语世界和重要译者的关注较少。事实上,法国不仅有深厚的文学传统,而且对外国文化也有高度的开放和接受。它一直是世界上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的重要城市之一。

诺尔·杜特莱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国翻译家之一。他翻译出版了阿城、韩少功、苏童、莫言等作家的2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莫言的主要作品《酒国》、《大面包与肥臀》和《四十一枪》。他的翻译被认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译者的选择出发,结合与中国文学翻译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探讨达德利30多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中的发现、选择和坚持。

一、会面、发现和选择

翻译从两种语言的相遇开始。达德利于1969年开始学习中文,当时他的目标是“不读中文文学名著,而是通过阅读小说从内部了解中国社会”(刘云鸿,达德利,2016: 37)。在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和准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达德利专注于中国报告文学。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独特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发表在1982年第3期《法中研究会学报》上。此后,达德利慢慢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并在中国朋友的推荐下开始阅读阿城的作品。出于爱,他很快翻译了三部小说《棋王》、《树王》和《儿童之王》,并于1988年出版。当谈到在不同场合翻译过程中如何选择原作时,达德利多次表示,他“经常偶然选择翻译”。阿城小说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选择翻译阿城的小说时,许多中国朋友向我推荐了他的小说集《棋王》。我认为有太多的中国人在谈论这本书,这本书一定值得翻译,所以我决定把它翻译成法语。”(刘云鸿,杜德利,2016: 38)如果翻译阿城小说的选择或多或少是由于偶然相遇,那么杜德利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无疑渗透着一种清晰的理性意识。我们知道,在法国汉学传统中,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当时没有多少汉学家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学”感兴趣。达德利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可以直接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同上)。然而,在3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直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希望法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应该说,这是达德利对翻译工作的理解和追求。他曾明确表示:“我的工作是翻译更多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我将翻译它们,以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故事”(中国在线文化频道,2014)。

在确认了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慷慨之后,达德利不得不面对如何选择具体的翻译文本。事实上,这不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数量逐渐增加。以汉学家何碧玉和安比诺的统计数据为例,1994-1997年四年间,法国翻译出版了至少66部中国文学作品(dutrait,2011: 77-78)。达德利对此有自己的判断:“我认为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她自己的蓝天正在出现,就像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一样。”(Dudley,2005: 5)在这种背景下,法语翻译出版界也必须面对“翻译什么”的问题。达德利认为,面对这一发展,译者和出版商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在中国期刊和出版社推荐的众多作品中进行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中国读者喜欢的作品还是优先选择法国公众可能喜欢的作品?......应该认为,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具有普遍的价值,因此可以被所有读者所接受;或者你认为读者需要能帮助他们理解的补充信息,如前言、后记、术语表、注释等?”(杜特莱,2011: 78)毫不奇怪,他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本选择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介绍中的重要性。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认知和接受的变化。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ien)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新视野”:“人们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学。文学服务于历史(和历史学家):她澄清了外国观察家不能直接理解的东西(中国有意无意地对我们“隐藏”了什么);她用它来衡量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温度。她被解读为证词、标记、指标或症状。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许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同上:83)

将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证词、文件或某种披露,即充分关注作品的文学性和内在价值,也是达德利在选择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始终坚持的原则。文学的镜子当然可以看透社会现实和个人情况,但作为一种审美表现和文化建构,文学的内在价值首先必须体现在其文学性上。如果翻译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次冒险,也是一次与温度的相遇,那么我内心深处对作品的热爱无疑是对这种温度的最好诠释。达德利不止一次承认:“我非常喜欢中国小说的文学性”(中国网络文化频道,2014),并明确表示“我对选择翻译的作家的钦佩是他作品的艺术精神和叙事风格”(达德利,2005: 6)。自阿城三部小说翻译以来,达德利真正开始了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漫长过程,并先后翻译了阿城的《迷失》。韩少功的《爸爸和爸爸》;苏童的《米饭》和莫言的《酒国》、《大面包大肥臀》、《师父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同志重聚》等20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无论从这些作品的成就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来看,杜德利作为一名译者,无疑对文学知识有着独特的见解。

远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达德利就开始关注和翻译他的作品。从2000年至今,他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五部小说:《酒国》(2000)、《大面包与肥臀》(2004)、《师父的成长幽默》(2005)、《四十一枪》(2008)、《同志重聚》(2017)。当达力选择莫言和他的作品时,文学性仍然是他的首要考虑。在他看来,莫言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所有主题。更重要的是,莫言“从未忽视文学本身的品质”,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关注周围世界的作家和观察者”。他可以探索人类的灵魂,展示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刘云鸿,杜德利,2016: 40)此外,杜德利高度赞赏莫言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以被法国媒体誉为“小说中的小说”的九国为例,他被高度集中建构的“场景中的”多重结构、行间渗透的幽默风格、侦探小说的品味深深吸引,使他欣然接受出版社的邀请翻译莫言的这部重要作品。丰富的主题和创新的风格,尤其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都是达德利眼中最有价值的文学品质和价值,也是促使他选择翻译莫言并大力推动其作品在法国接受和传播的根本原因。

像大多数翻译一样,达德利不是专业翻译。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教授和学习汉语和文学。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以来,达德利发表了30多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并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阅读指南》。除了对莫言、阿城等重点翻译作家的深入研究之外,达德利还关注了张康康、池莉、刘震云、余华、阎连科、姜蓉等其他代表作家。同时,他尽一切努力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进程。关于翻译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达德利曾明确表示,“对我来说,翻译是帮助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其在法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的工具。”(dutrait,2013:109)

在文学翻译领域,翻译实践与文学研究之间应该有密切互补的互动关系。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翻译促进了达德利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翻译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在会见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过程中的宝贵发现和理性选择,可以说离不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而后者完全源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长期关注和研究。

2.坚持翻译伦理

近年来,翻译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调,并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不难发现,一方面,翻译在文学翻译和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默默无闻、默默无闻的译者改变了以前“隐形人”的身份,从幕后被推到了前台。他们不仅迅速成为媒体的新宠,而且学术界也毫不吝惜地称赞他们。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翻译原则和方法、译者的选择和责任、翻译理念、标准、价值取向等。,不断引起争议和怀疑,需要翻译研究界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讨论。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翻译在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同时,在各种实际问题下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刘云鸿,2014: 90)。翻译方法的运用将直接影响翻译作品的风格和质量,也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效果。因此,翻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中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吗?在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中,应该大力提倡所谓的葛浩文式的“译改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吗?如果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翻译方法,那么潜在的因素是什么?关于翻译方法的各种问题和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使其成为当前中外翻译研究的焦点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国翻译家之一,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世界的翻译和传播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翻译家和汉学家,达德利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哪些翻译理念和原则,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是我们在审视中国文学翻译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文学翻译领域,如果我们用法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贝尔曼的眼光来探索翻译过程和目标,“方法”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词,因为贝尔曼很清楚,翻译作为交流和归因于方法的概念几乎深深植根于翻译领域。如果翻译只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一个从起始语言到目标语言的“信息”传递的过程,那么它只与方法有关。然而,在伯曼看来,“虽然文学作品也包含信息,但它并不传达任何形式的信息,而是借鉴一个世界的经验”(伯曼,1999: 70)。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翻译是为了不理解原文的读者吗?(……)文学作品是怎么说的?它传达了什么?它很难告诉理解它的人。它的本质属性不是交流或传达任何信息。”(本杰明,2005: 3)这意味着翻译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交流和传播。翻译本身的最终目标是“在写作层面与他人发展某种联系,并通过外国媒体丰富自己”(berman,1984: 16)。因此,伯曼一再强调,翻译不仅是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伦理的、诗意的和哲学的,这是“与真理的某种联系”(伯曼,1999: 74)。

翻译是由“差异”引起的。语言的普遍差异和多样性直接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正如法国哲学家里克尔指出的,翻译“不仅从语言到语言,而且从文化到文化,构成了所有交流的范式”(里克尔,2004)。许军还强调,“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他认为,“在这种交流中,虽然他们的独特性为彼此提供了通过他人的镜子了解自己和充实自己的可能性,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严峻的考验。“差异”的检验不仅体现在语言差异对翻译造成的障碍上,还体现在对“差异”的理解和对外国文化的态度上。(刘云鸿,许军,2016: 72)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如何处理渗透在原文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如何内在化克服差异和表达翻译行为差异这一内在矛盾的双重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在原则和方法层面做出各种选择,这实际上构成了翻译伦理的重要维度之一。

考察达德利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我们发现,不仅有美丽的邂逅、敏锐的发现和理性的选择,还有对翻译伦理的宝贵坚守。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讨论:

(一)忠实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

翻译是一个渗透着译者主观选择的能动过程,而任何选择都不应是盲目的,翻译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译者必须自觉地遵循一定的原则、合理地运用一定的方法。杜特莱始终以忠实为其根本性的翻译原则,他明确表示,“我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即使作家本人有时候鼓励我进行改写或删去一些对法国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段落”(同上:39)。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忠实”可以说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对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争议和质疑似乎从未停止过,翻译的“忠实”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是忠实于原文的文字、意义、风格,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审美效果,抑或忠实于读者的审美需求与体验?在对葛浩文翻译的探讨中,忠实性问题就是一个难以简单定论的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葛浩文所惯常采用的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无疑是对翻译忠实的违背,而葛浩文则明确表示,“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区别”(葛浩文,2013)。实际上,葛浩文对文学翻译的立场十分鲜明,并就此有过多次表述,例如在一次演讲中他直言,“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不了解目标语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于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同上)如果说“为读者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葛浩文对于翻译忠实的理解,那么,杜特莱则明确表示,“在我看来,必须尽可能尊重出发语”(karaki